我们正处在一个“秩序被重写”的时代：产业链在全球震荡中重组、技术路线在分岔路口选择方向、人口与消费的结构悄然转向、资本与制度也在寻找新的平衡。

这一切宏大变迁，最终都会凝结在一座座城市的命运之中。所谓百年变局，并非遥远的叙事，而是现实世界的底层参数正在更换：增长的逻辑、竞争的方式、开放的含义，都在被重新校准。在这样的浪潮之下，广州，必须被重新审视，进入更深刻的战略叩问：百年变局，究竟如何看广州？

我和广州有个约会

1985年，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

那时我作为新华社总社外派记者南下：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广东被推到风口浪尖，广州一脚站在聚光灯下，一脚站在质疑声里。那时的中国，路在脚下，却并不平坦；方向在前方，却并不笃定。今天回头看，我与广州的缘分，恰恰从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开始，像一条暗河，流了四十年，越流越清，越流越顺。

我对广州最初的记忆，并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句带着鼻音的粤语 “一蚊五毫五”。那是我在新华社食堂排队打饭，厨娘脆生生报账，我愣在原地：听不懂、接不住、跟不上。旁边同事推了我一把：她叫你呢，一块五毛五。

那一刻我既好笑又震惊：同样一顿饭，北京两毛八，广州一块五毛五，差出来的不只是几倍的价钱，更像是两个时代的距离。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小插曲其实是广州递给我的第一张“入场券”，它不急着跟你解释“开放”是什么，而是身先士卒地率先进入一个更真实的市场体系与更复杂的世界：价格先变，观念先变，冲击先来，质疑也先来。但也正因为先行，它才更早学会在差异中共处、在变化中建立新的规则与新的秩序。

我对广州的理解，真正开始“落地”是源于在海珠南华西街的一次采访。那次采访让我看到一个简单却锋利的常识：没有发展、没有收入，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改善、百姓实惠，都难以落地；有了经济基础，再加上有效的组织方式与治理引导，物质与精神才可能真正合一。

广州的务实，不是“只讲钱”，而是把常识当作起点，先把日子托住，再谈更高的追求；先让系统跑起来，城市才有能力把体面做成日常、把文明变成习惯。  

也正是在那样的现场观察里，我写下了那组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报道：它不是为了“替广东辩护”，而是把事实摆在桌面。在冲击波里前行的广州，恰恰在用结果回答争论。

如果说南华西街让我在心里把“发展”这两个字重新掂了掂分量，那么后来在沙面白天鹅经历的那一幕，则像是一记更直接的提醒：所谓开放，很多时候不是写在文件里，而是写在一扇门、一块牌子、一个人进得去或进不去的瞬间。

那是盛夏的一天，我赶去参加一场发布会，短裤、凉鞋、浑身是汗，站在门口时，牌子上明晃晃写着 “衣冠不整，恕不接待”。保安看我的眼神，像在确认我究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属于门外那个世界。直到我掏出烫金请柬，他才将信将疑放行。

推门的一瞬间，外面热浪翻滚，里面冷气逼人，两个世界像刀切一样分开：你不对比，你很难明白“体面”究竟从何而来，也很难明白改革开放真正改变的，究竟是哪一种生活的尺度。更戏剧的是，我端着盘子、拿着酒杯还没站稳，就被人招呼过去：主人家霍英东先生要见我。

狼狈到极点，却也在那一刻意识到广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总能把个人的遭遇与时代的走向意外地交织在一起：一次普通采访，也可能让你直接面对决定方向的人与事。

后来在与霍先生的交谈中，我才听懂白天鹅真正的“初心”不在五星级，而在“人人平等”。他讲起过去亲人被拦在门外的刺痛，也讲起白天鹅开业时坚持免费开放三天，让广州市民都进来看看。三天下来，拖鞋堆成箩筐、纸巾被拿光、口痰垃圾遍地，狼狈得很。但他一句话我记到今天：没有“一”，就没有“二”，更不会有“十”。

社会的成熟、规则的生成、文明的升级，不是靠训诫喊出来的，是靠把门打开、把人请进来、在真实的公共空间里反复练出来的。于是我更坚定地相信：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不只是经济增长，更是眼界打开、常识归位、生产力托举起新的文明尺度，我们今天西装革履走向世界而不违和、不自卑，靠的是“发展出来的底气”。

而这一路走来，广州给我的最深刻启示，仍然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人性。

广州的生态

广州这座城，不太适合用几句概念框住。若只盯着楼有多高、路有多宽，很容易看走眼；若把目光放到江边、街巷、茶楼、市场与码头，很多答案反而会自己浮出来。

所谓“生态”，并非抽象词汇，而是一套长期运转、彼此托举的底盘。自然生态给了气势，人文生态给了气度，创业生态给了气运。三者叠加，才养出广州在风口浪尖上仍能稳住身形的能力。

“伟大的河流孕育伟大的城市”，世界上真正的“大城”，大多离不开一条伟大的河。伦敦有泰晤士，巴黎有塞纳，纽约有哈德逊等，河流把人带来，把货带来，把消息带来，也把一座城市的眼界带大。

珠江的气质，决定了广州的气质。珠江一路穿山越岭，到了岭南平原，水网铺开、万物丰茂，城市的通达与松弛便在这片水土里慢慢长出来。水从不争一时之快，只管往前走：能绕则绕，能容则容，能推则推。这种性格落在城市上，便成了不轻易慌张、不轻易躁动的从容。所谓开放，并非某一天突然觉悟，而是江海通达的地理与贸易传统日日夜夜在提醒：与世界打交道，是本能，也是命数。

我曾受邀编导《南方的河》时，我在结尾写道：珠江的从云贵高原走到岭南平原，最后融入大海，像“最后的江流”一般，终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过程恰似广州的历史角色，在重大转身时往往站到台前，成为报春花；在大局趋于平稳时又退回日常，继续把生活与生意做扎实。真正可贵的，并非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保持向外的通、向内的稳。

广州的人文生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海纳百川，相融共生。

很多人把“包容”当成一句好听的话，但广州的包容更像一种长期形成的本领：你来，我不一定热烈地拥抱你，但我会给你留一个位置；你不一样，我未必立刻迁就你，但我允许你存在，允许你把日子过起来。

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过“语言”的亏。

刚到广州，最先撞上的不是大道理，而是听不懂。你问路，人家不理你，你以为是冷漠；后来才知道，人家不是不愿理你，是听不懂普通话。你看，这就是广州的“相融”：它不急着把自己改成你，它先把自己活得像自己；但你在这里待久了，你又会发现，它从不真的排斥外来者，你只要愿意融进来，广州一定有办法让你融进来：街巷会教你规矩，市场会教你信用，生意会教你分寸，生活会教你彼此照应。

广州还有一个特点：它喜欢把事情“落到日常里”。很多地方遇到差异，就容易变成对立；广州不太爱上纲上线，它更愿意用交往、交易、交情把差异慢慢磨平。

你去茶楼坐一坐就明白：一张桌子上可能坐着老板，也坐着街坊；有人聊项目，有人聊家常；讲粤语也好，讲普通话也好，大家都能把这顿茶喝下去。你以为这只是烟火气，其实这是城市底盘，能让不同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处，能让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座城里相安，城市才有真正的韧性。

所以广州的人文生态，说到底是一种“容人之道”：不是用温情去粉饰现实，而是让现实有出口、有台阶、有秩序。你能落脚，就能扎根；你能扎根，就能生长。广州的包容，最终是靠“让人过得下去”来证明的。

广州的创业生态，说到底不是几家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一座城市长期养出来的“生意筋骨”。它真正厉害的是：把机会做成生意，把生意做成产业，把产业做成一种可以自我循环、自我更新的城市能力。

广州之所以经得起周期，扛得住风向，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层生态足够厚，厚到不需要天天喊口号，厚到风浪一来，仍然有人在开门做事，有货在流通，有账在结算，有新的路在被重新走通。

这座城的创业不是“戏剧式的爆发”，更像“江海式的推进”。江海从不争一时，却能改变地貌。广州也一样，它不一定总在风口最耀眼，但它总能把变化变成通道，把压力变成能力。外贸、展会、市场、港口、制造、商贸、服务等，这些看似分散的板块，最终都汇到同一件事上：把世界的需求接进来，把自己的供给送出去，在来来往往的交易里，把规则练出来，把信用立起来，把效率磨出来。

久而久之，创业就不再只是个人的胆识，而是一座城共同掌握的生存本领，在不确定里寻找确定，在变化中保持节奏，在冲击下完成迭代。

更关键的是，广州的创业生态从来不是“单点胜利”，而是“万千节点”。它不像有些地方靠一两条赛道、几家龙头撑起叙事；广州更像一张大网：市场是网眼，渠道是经纬，供应链是骨架，信誉是黏合剂，千行百业在其中彼此牵引、彼此支撑。网越密，抗风险越强；节点越多，修复速度越快。

也正因为这种结构，广州最擅长的不是讲故事，而是把故事变成日常。风口来了，有人接得住；风口走了，日子照样过得下去；环境变了，路还在，手艺还在，生意经还在。

所以，广州的创业生态真正的恢弘之处，不在某一次成功，而在它长期把“生意”做成江海、把江海做成底气：不轻浮、不躁进，但能通达世界；不喧哗、不炫技，但能沉淀能力。它让广州在百年变局里始终保有一种特别的镇定：不怕变化，因为路多；不怕冲击，因为网厚；不怕重来，因为底气在。

广州的基因

广州这座城，若只看热闹，容易以为它“慢”；若真把时间拉长，把人情、语言、生意、审美这些细枝末节都放进同一口大锅里熬，才会发现：所谓“慢”，更多是一种“稳”。

广州的基因从来不写在宏大的宣言里，它写在街坊的分寸里、写在做事的手感里、写在一代代移民汇流之后仍能相安共处的秩序里。说到底，广州有一套自己的“处世法”和“成事法”，这套方法不声张，却极管用。

广州最妙的地方在于：许多复杂的社会运行逻辑，最后都能落到几句极朴素的话上。所谓“三句话”：“识做、搞掂、坚嘢”，看似市井口头禅，却把广州人的底层能力讲得通透。

“识做”首先是一种分寸感。

广州的江湖里，很少见一上来就把话说满、把路走绝的做法。场面要顾，关系要留，规矩要懂，进退要拿捏，不是圆滑，而是知道社会是个长期博弈的系统：赢一时不难，难的是长期能做下去。于是，广州人的“识做”往往体现在细处：该让的让一步，该顶的顶得住；该说的话不含糊，不该说的也绝不乱说。把分寸拿稳了，事情才有回旋，合作才有余地，城市也才有一种不容易撕裂的韧性。

“搞掂”则是另一种气质。

不迷恋姿态，只认结果。很多地方讲“愿景”，广州更习惯讲“收口”。谈得再热闹，最后都得落到：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办成？麻烦到底能不能化开？账到底能不能算清？在这座千年商都里，事情不怕难，最怕“拖”；方案不怕多，最怕“虚”。

所以“搞掂”两个字，背后是一整套经验：懂流程、懂人心、懂成本、懂取舍；能调动资源，也能把资源拧成一股劲。这种能力一旦成风，城市就会呈现出一种很独特的效率——不是靠喊口号冲出来的效率，而是靠无数次把事情做成、把问题收口积累出来的效率。

而“坚嘢”，说的是成色，是底气。

广州从不缺聪明人，更不缺会讲故事的人，但真正能在广州立得住的，最后拼的还是“硬”。产品要硬，交付要硬，信用要硬，做人也要硬。广州对“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尊重：花架子可以看一眼，但不会买单；漂亮话可以听一阵，但不能当真。所谓“坚嘢”，其实是广州对商业文明的一个朴素尺度——不靠噱头，靠真材实料；不靠一时热闹，靠长期可依赖。

这三句话之所以能成为城市气质，是因为它背后站着“三类人”的长期汇流。广府、客家、潮汕，不是简单的族群标签，而是三种性格、三种生存方式的长期叠加与互补。

广府人更像江水，讲生活的秩序、讲日常的体面，也讲包容的尺度；潮汕人更像海潮，敢闯敢搏，擅长结网与抱团，把生意做出组织能力；客家人更像山脉，能吃苦、能扛事，把韧性与勤谨写进骨子里。三种人先后来到岭南，在珠江口这片通江达海之地交汇，彼此磨合、彼此渗透，最终不再是“各自为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广州的“相融共生”，正是从这种长期杂糅里长出来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汇流还会在生活层面结出独特的果实，最典型的就是“咸淡水文化”。通江达海之地，往往不是大鱼大虾的豪奢，而是“赶小海”的灵巧：扇贝、蛤蜊、蚝烙、各式海味与河鲜，在咸淡交汇处得其天时。

所谓“生猛”，既有海鲜的劲道，又少了粗粝；既有河鲜的细腻，又不至泥腥。味道一旦讲究起来，审美也会随之被训练出来：对鲜、对火候、对层次的敏感，慢慢外溢到对器物、空间、服务、细节的挑剔。

广州许多“看起来不张扬却极有质感”的东西，往往不是设计师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这种生活训练长期打底的结果。嘴巴刁了，眼睛也就刁了；对生活有要求，城市的文明尺度就会被悄悄抬高。

到了“三段格言”，“力不到不为财、落袋为安、口水多过茶”，广州的世界观便更清晰地浮出来。

这三句话不是鸡汤，而是商都在长周期里形成的风险哲学：够不着的财，不硬抢；能落袋的安，才算安；说得再多，不如做出一件真章。

这套哲学让广州在“水涨船高”的年代往往跑得很快：机会一旦明朗，路径一旦清晰，广州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事情做成，把收益做实，把资源滚起来。但这套哲学也天然带来一种谨慎：对“看不见”的东西更保留，对“形而上”的宏大叙事不轻易动心，更相信眼前的证据、可验证的结果。

它让广州少走许多虚路，也提醒广州：当世界进入更不确定的阶段，很多机会未必“看见了才相信”，而是“相信了才看见”。如何在保留“落袋为安”的硬底子同时，补上对未知的前瞻与试错的胆识，正是广州的命题之一。

若把视野放到珠江口的更大舞台，广州与深圳的对照，便像一场生动的文明对话：一边是“迭代式生长”，一边是“颠覆式跃迁”；一边像榕树，一边像盆景；一边靠时间织密根系，一边靠速度不断换血。两座城都卓越，只是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数。

广州的底色，是市井，是包容，是淡定。这里的“市井”不是小，而是“商业溶于生活”的能力：生意不一定非要高举高打，它可以嵌进街巷、嵌进早茶、嵌进日常的人情往来，像水一样渗透，润物无声。这里的“包容”也不是温吞，而是一种为各种可能性“留缝隙”的智慧：允许差异存在，允许外来者落脚，允许新旧并存，城市就能在变化中保持稳定的回旋空间。

至于“淡定”，更像千年商都的一种老练，见过风浪，所以不轻易躁动；经历过起伏，所以更看重长期的秩序与生活的体面。广州的优势因此往往不在爆发式冲锋，而在抗压、在韧性、在“跌不碎”的底盘。

广州的厉害，不在于“某座山高”，而在于“群山连绵、底盘深厚”。这让它在时代巨震时更稳，也让它在新的全球竞逐中面临另一种命题。当世界进入更强调“统治性高点”的竞争阶段，比如硬核科技、平台规则、源头创新，广州如何在保持榕树般的厚重与稳健之余，长出更具穿透力的“新枝”？这是广州下一程必须回答的问题：既不能丢了根，也不能只守着根。

深圳则更像另一套逻辑：冒险、规则、狼性。作为移民城市，它没有太多历史包袱，也没有太多既定秩序可以依赖，于是只能向前闯，风口来了就集火，机会出现就冲刺。

深圳的“盆景式”魅力在于“断舍离”的狠劲：该剪就剪，该换就换，形态可以迅速重塑，结构可以不断迭代。深圳的成长，几乎每一步都带着断代式更替的锋利，主动颠覆前一个主导产业，然后在废墟之上再生出新的繁华。

从“三来一补”起步，到华强北成为交易与信息的超级节点，再到硬件创新把手机、无人机等产品推向世界舞台，继而向源头科技跃升，5G、AI这些更上游的能力成为新的牵引。深圳像一台极致的城市引擎：对风口反应快，对机会捕捉快，对资源聚拢快，对产业更替也快。它不怕旧产业的衰落，因为旧产业一旦松动，新物种马上涌现。

比如，华强北最能说明这一点：一鲸落，万物生。一个时代的产品退场，并不意味着萧条，反而可能成为下一轮创业者的温床。旧秩序倒下，新的生态立刻补位，这就是深圳的“再生能力”。

于是，大湾区出现了极具象征意味的对照：广州更像榕树，根深叶茂，枝叶舒展，能荫泽四方；深圳更像盆景，年轻锐利，修剪得当，追求结构与速度。

榕树讲的是生态，是时间，是容纳；盆景讲的是架构，是效率，是精确。前者擅长把复杂变成可共处的秩序，后者擅长把不可能变成可执行的路径。两者都强，只是强法不同。而真正关键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百年变局之下，两种城市哲学分别要补什么、守什么。广州若只守住淡定而缺少锐气，容易错过新一轮窗口；深圳若只追求速度而忽略生活方式的深耕，容易在长期竞争里失去温度与黏性。

广州的基因里，本就有“识做、搞掂、坚嘢”的硬功夫，也有广府、客家、潮汕杂糅出的复合气质；若能在“眼见为实”的谨慎之外，多一点面向未来的试错胆识，就更可能把“千年商都的从容”变成“新周期的先手”。对比深圳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不是去学它的狼性，而是借它的速度照见自身的迟疑；不是去模仿它的冒险，而是提醒自身在关键时刻也要敢于下注。

广州的基因是在历史转换期，它可以做先锋；历史平和期，它也能把烟火养得极好。

珠江口的风还在吹，潮还在涨落。榕树的气根仍在伸展，盆景的剪刀仍在修枝。真正的时代命题，不是谁盖过谁，而是谁能在新的世界秩序里，把自己的优势再推到一个更高的层级。

广州的未来

一座城市的未来，从来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把自己的长处用到极致，把时代的风口接得住，把人心的归处安顿好，广州的未来其实已经呼之欲出。

百年变局之下，世界不再迷信“单点登顶”。单一的产业、单一的赛道、单一的叙事，往往攀得快、摔得也快。真正能穿越波动的城市，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硬的底气，能把货、把人、把产业、把资金、把技术都接得住；二是软的温度，能让人愿意留下来、慢慢过日子、安心把一生的奋斗投进去。

广州的未来，恰恰不在“冲到世界治理的某个顶峰”，而在“把世界的各种可能性接进来”，在更长的坡道上，把自己的节奏跑成优势。

谈未来，先要看清一座城从哪里来、靠什么长大。

广州这些年很容易被误读：有人只看到老城的烟火，就以为它只有生活；有人只看到CBD的天际线，就以为它只是地产；有人只看到制造业的家底，就以为它仍停在“厂房时代”。其实广州的真正脉络，不在地图上画出来的那条轴，而在它一次次“换挡”的成长线上。

第一段，是功能型城市的阶段：把路修通，把配套补齐，把一个大城市该有的筋骨搭起来。那个时代的广州，更像是在为后面的腾挪做准备，不一定耀眼，却把底座垫得结实。

第二段，是形象与商贸的阶段：珠江新城崛起，城市开始有了面子、有了舞台，也有了足够体面的现代生活方式。它把“对外的门面”立起来，把“资本与消费的场”聚起来，但也留下一个现实：有的繁华更多写在楼宇里，造血能力未必跟得上扩张的速度。

第三段，才是今天真正决定未来的一段：琶洲所代表的，不是又一个新区，而是一种新经济形态的落地——总部密集、平台聚合、专精特新扎堆，新技术与新业态在这里形成“林”。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城市增长方式的升级：从卖空间到卖能力，从拼土地到拼生态，从做增量到做乘法。更关键的是，这一段的主角，恰恰落在海珠。

把这三段连起来，就会明白：广州不是慢，也不是保守，而是在用“迭代”的方式把自己的盘子越做越大。每一次换挡，都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旧的基础上长出新的枝条。这样的城市，未必每一步都惊艳，但往往更耐久、更抗波动。

谈广州的未来，终究绕不开两根主梁：一根叫硬实力，一根叫软实力。

硬实力，是广州在大变局里的“底盘与手段”。

通江达海的通道能力，让广州天然就能把世界的货流、人流、信息流接进来、送出去；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让广州在链条重组、外部不确定性加剧时，仍然有足够的腾挪空间。

珠三角的产业腹地与市场纵深，则让广州具备把机会做成规模、把创新做成产业的承载力。很多城市在顺风时很耀眼，一遇逆风就露怯，因为它们只是“单项冠军”，而广州更像“全能选手”：不一定某一项登顶，但整体更耐打、更抗波动。这就是硬实力的意义，不是让人仰望，而是让人信服，信它能扛得住，信它能把复杂局面摁住，信它能在变局里保持连续生长。

软实力，则是广州在未来竞争中的“吸引力与黏性”。

未来拼到最后，很大程度拼的是人，人才愿不愿意来，来了愿不愿意留下；企业愿不愿意扎根，扎下去能不能长成森林。广州最独特的地方，是它的软实力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日常磨出来的：烟火气里有秩序，市井里有体面，讲利益却不薄情，重生活却不耽误做事。

一个外来者在广州不需要“先学会融入”，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一家企业在广州不需要“先重写规则”，就能在成熟的市场土壤里把事情做成。城市对生活的安顿能力，会反过来变成创新的土壤。

越是AI时代、虚拟化时代，人越渴望真实的温度与线下的信任网络；越是高波动时代，越需要一座城能让人心安，心安了，才敢押注长期，才敢投入时间，才敢做更难的事。

所以广州未来真正的看点，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叠加效应”：硬的一手，让城市在全球风浪里不失步、不失速；软的一手，让城市在日常烟火里聚气、聚人、聚创新。

如果说广州这盘棋需要一个“破题之眼”，那一眼，很可能就在海珠。

回头看历史，广州之所以能一次次站在时代的门口，靠的就是“向海而生”的胆识与通达。黄埔古港是开放记忆的原点：那不是一段浪漫的旧事，而是广州与世界打交道的起点：见过大海的人，不会轻易被风浪吓退。

今天，这个原点在城市肌理里以另一种方式复活：琶洲成了数智时代的新引擎。这里的意义，不止在于有多少总部、有多少企业，而在于它让广州第一次在新经济版图里拥有了足够强的造血能力，传统经济有波动，新经济能对冲；旧赛道有下行，新赛道能抬升。一个城市最怕的不是转型难，而是转型没有抓手。海珠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抓手，而且抓得很牢。

更妙的是，海珠不是一块“纯产业”的冷地。往南走，湿地与水网铺陈开来，城市忽然变得松弛；往北望，江河纵横、桥隧交错，产业与生活又紧紧咬合。这样的地方，最适合长出一种新的城市样本。

不是把人赶进写字楼，也不是把产业赶到郊区，而是让生活、生命、生意彼此成全，白天谈合作，晚上有去处；工作在这里发生，生活也在这里发生；创新不需要牺牲烟火气，烟火气反而滋养创新。

未来的广州，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再造一个“更大的CBD”，而是把海珠琶洲这一带，做成一张能牵动全局的“城市王牌”：以服务贸易、平台经济、链主企业为牵引，把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都拉起来；再用珠三角那张世界级产业链做后盾，把“平台的乘法效应”放到最大。只要这里能长出一批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与链主，广州的再起势就不是愿望，而是水到渠成。

珠江一路穿城而过，带着南国的湿润与海口的风，久而久之，把广州养成了一座气吞万象的城市：既不因历史厚重而迟缓，也不因时代喧嚣而浮躁。它不靠城墙来定义边界，而靠水路与商路去延展格局；不靠一时声浪来证明自己，而靠日复一日的积累与更迭，把开放写进性情，把务实炼成底气，把烟火过成文明。 

于是，当世界风云变幻、潮汐翻涌，广州总能在喧哗与不确定中稳住节奏，把来风当作借力，把冲击当作磨砺，在变化里重新组织自己，再度起势。

愿这座城如千年榕树，根深叶茂，绿盖如云，荫泽天下。（完）

（来源：智纲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