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王牌智库”特别策划《县域“变型记”》专栏，以部分县域经济强县为样本展开深入研究，以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我国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之路，希望在新的发展坐标系下，启发各县域如何转型发展的新思路，敬请关注。本期推出“即墨篇”，带大家领略即墨海洋经济的“三生三世”之美。
世人对即墨有误解，给即墨人贴上了“疲且顽”的标签，这是对即墨人的“污名化”。我接触到的即墨人，天真诚实，虽爱玩但积极进取，虽时有慵懒但不甘人后。
看到即墨的发展成就，我更确信了：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即墨市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第7位，是江北唯一进入全国前10强的城市，享有“江北第一城”的美誉。
2017年，即墨区（2017年10月，即墨市正式撤县划区）实现生产总值1310.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亿元，其中税收收入62.2亿元；即墨有121万人，GDP过千亿，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仅次于黄岛区，位居青岛城区第二；此外，即墨还拥有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玫瑰小镇和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凤凰村、雄崖所村等“国字号”休闲乡村旅游胜地。
即墨位于“胶水之东、崂山沧海之间”，海洋经济自古发达。即墨海洋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即墨都对其角色精准定位。第一阶段，即墨作为观察者“围观”了管仲盐铁专营三步走实践之路，种下了海洋经济的种子；第二阶段，即墨作为参与者，积极投身于“做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第三阶段，即墨作为思考者，超前思考即墨该如何经略海洋。这三个阶段就是即墨海洋经济的“三生三世”。
Part.1 即墨海洋经济的前世——管仲“盐铁专营”实践的观察者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摘自司马迁《史记·管宴列传》
“盐铁专营”三步走战略的观察者
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卒于公元前645年，那时的即墨还属于东莱国管辖，要到百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67年，齐国灭掉东莱后，即墨才正式属于齐国管辖。从这个角度上看，即墨并没有直接受惠于管仲的“盐铁专营”之利，但即墨作为一个观察者，确实受惠了，那就是观察到了管仲“盐铁专营”的三步走战略，即墨由此种下了海洋经济的种子。
第一步，士农工商并重，为商人“正名”。周武王灭商之后，认为商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民众以工商为本，以农业为末，奇淫技巧造成民心浮躁，国本动摇。因此，周朝建国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后的历朝历代大都沿袭该政策。史料在这方面多有记载。《逸周·程典》云：“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管仲则迥异不同，并不以“士农”为本，“工商”为末，相反，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四民”都是“国之石民”，“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仲为商人正名的目的在于，发挥商人在“流通”方面的优势，增加政府税收，这在“海盐专卖”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第二步，海盐专卖。海盐专卖体现的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的经济发展理念。放活微观的目的在于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培育新的税源。管制宏观就是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和价格等手段管理经济。具体来说，齐国地处海滨，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翻译成白话就是，“万乘之国的人口大约是1000万，如果按照成人征收人头税，有100万的纳税人，按每人每月30钱的征收标准，税收总和为3000万钱。如果盐专卖，每升的盐酌量提价出售，那就相当于每月可得到6000万钱，是人头税的2倍。”管仲找到了海盐这个新的税源，并且海水是取之不尽的，这也就意味着齐国单就靠煮沸海水取盐就能带来巨额的税收收入。同时，管仲规定了海盐专卖政策，即允许民间资本进场生产，但最后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齐国通过海盐专卖，“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为“以商止战”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步，确立“以商止战”外交战略。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止战”，即防止战争的主张很多，归纳起来，墨家、道家的“以农止战”，法家的“以战止战”，儒家的“以仁义止战”等。管仲与其不同，提出的是“以商止战”的外交战略，对内“顺民心”“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对外扩大贸易，以三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威慑诸侯。“以商止战”的外交策略是成功的，齐国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必须承认的是，即墨作为一个观察者，虽然种下了海洋经济的种子，但如果没有适宜的土壤、阳光、水源等，种子也不会扎根发芽更别提茁壮成长了。即墨是幸运的，历经两千多年时间的艰难孕育，在21世纪，海洋经济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了。
Part.2 即墨海洋经济的现世——“做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的参与者
“做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的参与者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17年，即墨全区完成海洋经济增加值322.3亿元，增长20.5%，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5％。从数据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即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即墨海洋经济数据如此优异，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国家领导人重视，即墨政府大力支持。首先，国家领导人对即墨发展海洋经济极为重视。上合峰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首站，便来到青岛蓝谷和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勉励大家“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其次，即墨政府支持的力度大，体现在：（1）做好三个统筹规划，即统筹以蓝谷为核心的东部湾城规划建设，统筹东部湾城周边区域规划建设，统筹全域陆海区域规划建设，优化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布局；（2）汇聚人才，组建高水平的海洋科技领军团队；（3）优化三大环境，即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生态环境等，营造优越的海洋经济发展环境等。
观念的领先往往比资源的丰裕更重要。从临海区位来说，中国临海的城市数量不在少数，为什么即墨却能够“独树一帜”，不仅玩出了海洋经济的巨大体量，也培育了海洋经济的潜在增量？关键就在于观念的转变，从最初的“煮沸水以籍天下”转变为“做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新型的海洋经济观由此确立。
顶层设计先行。即墨政府的顶层设计是从全局的的角度，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即墨海洋经济的发展。即墨海洋经济的顶层设计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明确即墨的城市定位——做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着力发展海洋经济；二是通过城市定位研究策划，指导城市规划，编制完成了符合本地发展的《青岛蓝谷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三是成立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即墨分中心，在培育当地企业家资本市场意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Part.3 即墨海洋经济的未来——经略海洋的思考者
经略海洋的思考者
总的来看，即墨海洋经济要想实现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多主体治理，严控海洋经济风险。即墨海洋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客观层面的风险，如海啸、台风等气象灾害等；二是主观层面的风险，如顶层设计不合理、主政者“朝秦暮楚”等；三是社会层面的风险，主要是民众是否从海洋经济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受益，如工资、住房、教育、医疗等，即民众的获得感是否强烈。至于如何避免、减弱、改造或疏导海洋经济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供借鉴。按照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要严控即墨海洋经济风险，关键在于建立起“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核心就在于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区以及NGO等组织的优势。因此，多主体治理是今后即墨严控海洋经济风险，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双核动力”。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有了重大变化。在我看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对经济的促升级、促转型作用日益凸显就是对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重大变化的最佳表述。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一书中写道：“目前领导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是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但这些人很少体会到他们的各种决定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也显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这段话的启示意义在于，即墨海洋经济安上“双核动力”的关键在于协调好工程师、企业家、科学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要大胆进行“创造性破坏”，“大破”阻碍海洋经济的藩篱，“大立”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政府要精准监管者、服务者的角色定位，切实代表人民的利益，确保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所进行“创造性破坏”成果能够真正惠及于民。
构建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先看两组统计数据：（1）青岛聚集了全国30%以上的海洋教学、科研机构，拥有全国50%的涉海科研人员、70%涉海高级专家和院士，承担着全国50%以上的国家级海洋科研项目。（2）青岛蓝谷已累计引进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国家海洋设备质检中心等22个“国字号”重大科研平台，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22所高等院校在此设立校区、研究院或创新园。
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蓝谷学研优势突出，似乎具备了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的潜力，其实不然，因为“产”这个环节是不健全缺乏的，企业家将海洋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率极低。造成产学研脱离的原因，一是学研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内，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巨额科研经费，无“断炊”之虞虑；二是企业家将全部资本用在“资本运作”或“资本投机”上，通过高杠杆，攫取巨额资本，忽视了海洋经济潜在经济价值；三是政府缺乏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的举措，服务意识有待提高。因此，即墨必须构建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充分发挥高校、研究机构、企业、政府各自优势，高校研究机构做好“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和基础技术研发，企业找准“企业家”的角色定位，重视海洋经济，提高海洋科研成果的产品转化率，同时政府主动作为，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搭建服务平台，提升服务市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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