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和模式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但总体而言，众多导致全球化停滞的因素没有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阻碍。在此背景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展明显，但发展短板仍然突出。为更好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法，从认识、统计、税收、人才、产业互动、放松管制、破除垄断和对内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综合施策。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态势

 

全球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逆势增长。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了50%，正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不但没有阻止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反而加速了其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催生了大量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线上健康医疗等新兴服务需求。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已经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服务外包和商务服务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入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服务外包日趋兴起，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外部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使得境内服务外包效率和规模持续扩张。更重要地，在最近20多年里，离岸服务外包快速成长为充满活力的部门，并带动经济全球化进入创新全球化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商务服务成为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大类。而且知识技术密集型商务服务业是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领域。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国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GDP比重在过去的25-30年里至少翻了一番。

 

全球服务贸易以生产性服务贸易为主，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比不断提高。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收支规模占比稳步增长，并逐渐稳定在75%左右。其中，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比重由1980的27%提高至2019年的50%。美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比重始终稳定在75%左右，德国达到80%，日本近几年均在85%左右。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展与不足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13年以后，我国家庭服务的外部化和市场化日益明显，以共享经济为首的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引领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主体迅猛增长。我国服务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到2015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50%，中国也开始由世界加工厂向服务型经济国家转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19年达到了7.24%。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比稳步提升，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出口增速已快于进口。2019年以来，服务贸易逆差明显减少。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占全球离岸服务外包总量的33%左右。在服务贸易结构上，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持续发展，占比也逐渐增加，到2019年已经达到61%。其中，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较快，近十年年均增速为 8%，其收支规模占服务贸易总规模比重已达35%。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较为突出。第一，总体实力相对较弱、规模偏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不到20%，供给还无法充分满足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需要。第二，内部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中，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所占比重偏高，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比重较小。第三，开放度不够，贸易竞争力不强，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对外依赖大。第四，缺少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第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程度还不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待提升。

 

二、发达国家经验做法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广、行业多、标准化程度低。发达国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不是完全自由地市场化运营，而是既重视管制又重视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除一些具有明显国际趋同性的财税政策、研发政策、管制政策，还有一些具有经验借鉴意义的政策。

 

（一）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是对内放松管制和对外引入竞争的双开放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管制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对服务业发展的管制在不断放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日益宽松。而且随着电子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可贸易性和在生产和消费上的可分离的技术特征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全球化也已经取代制造业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第二波主导力量。

 

（二）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产性服务业是契约维护质量和政策敏感性行业。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如金融服务方面，美国在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英国在2000年颁布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现代物流方面，美国在1991年颁布了《多式联运法》。研发服务方面，韩国制定了《特定研究机构扶持法》。

 

（三）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出于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发达国家通过组建行业协会，制订并执行行规行约和各类标准，加强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管理。例如，在信息服务方面，日本的信息处理振兴事业协会、信息服务产业协会、数据处理协会等，既是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也对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商务服务方面，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协会、日本的公认会计师协会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企业寻找专业服务机构的意识，还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互动，构建竞争与协作相结合的市场结构，培育成熟的专业服务市场体系。在制造业服务化方面，德国科学委员会建立了“工业 4.0”平台，交由 Bitkom 德国“工业4.0”平台科学顾问委员会、ZVEI 电气电子协会、VDMA 三弗朗霍夫研究院生产系统和设计技术研究所三个协会推动。

 

（四）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主要为融资支持、税收优惠和创新支持。在融资方面，美国政府不仅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通过信用担保方式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硅谷还成立了硅谷银行，客户定位为受风险投资支持且没有上市的、还处于艰苦创业期、资金匮乏、信贷无方的硅谷高科技中小企业。在税收方面，美国政府在所得税纳税标准和方式上给予中小企业较大力度的优惠，以发挥中小服务企业吸纳劳动就业的积极作用。德国建立了免税准备金制度和免税投资补助政策，鼓励中小企业扩大投资。在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方面，荷兰在2004年最先实施创新券政策，成功地促进了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现已成为荷兰国家创新支持体系中的基础部分。近几年，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瑞典、瑞士以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也相继出台了创新券政策。

 

（五）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两者实现融合发展日益重要。最重要的表现是制造业服务化进入2.0时代，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协同共享制造、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务等持续发展。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产业融合的政策计划并已成为其国家战略。如德国提出“工业 4.0”战略，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在具体政策支持方面，美国在2012年首次提出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在2013年发布《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逐渐形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格局，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六）人力资源助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入21世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因为通过对印度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开展离岸服务外包，成功地填补了国内合格生产性服务业工人的短缺并实现了劳动套利，发达国家开始广泛开展离岸服务外包活动，通过“创新全球化”战略，在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工程人才。

 

三、政策建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有多种原因。为更好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须从认识、统计、税收、人才、产业互动、放松管制、破除垄断和对内对外开放多方面综合施策。

 

第一，统一认识和立法保护。呼吁社会各界正确认识服务业行业性质，改变针对服务业的落后看法和偏见，纠正那种不加区别、甚至盲目将服务业统统归入非生产性部门和虚拟产业的错误认识。以法制化的方式维护服务业的市场秩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合规合法生产和交易。

 

第二，加强服务业统计工作。统一口径和标准，科学完善我国服务业类别和指标，与国际接轨，并按照现行的企业联网直报制度，加强企业统计队伍建设或向社会购买统计服务，做好名录库更新维护，加强对各类新兴服务业统计监测和数据收集、测算工作。 

 

第三，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和税收优惠。研究解决营改增中部分现代服务业行业税收增长问题，做好现代服务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等问题的处理，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包括研发费用扣除等在内的税费优惠政策。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特别是要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

 

第四，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人力资源建设，推动融合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支持和引导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分离和外包服务业务，壮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的产业基础。鼓励和引导制造业企业尽可能将中间投入服务采购本地化，还原工业和服务业间本该有的互动关联。

 

第五，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鼓励和引导新兴服务业不断涌现，促进服务贸易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积极开展国际服务贸易。同时，鼓励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实施逆向外包战略，以积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弥补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人才短缺。 

 

第六，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对服务业放松管制，破除垄断。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敏感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和市场准入与开放，引导外商投资投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新兴服务贸易发展。

文章来源：长江产经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