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在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即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资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能、太阳能发电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碳达峰是指全球、国家、城市、企业等主体的碳排放在由升转降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最高点即碳峰值。碳中和是指人为排放量与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等人为吸收汇达平衡，狭义上指二氧化碳排放，广义也可指所有温室气体排放。

（二）“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是发展问题

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是更高质量地可持续发展。尽管减少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但是这一问题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导致推进十分困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或者工业化前的阶段，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廉价的化石能源，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无疑是限制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在此情况下，限制碳排放的私人收益（本国利益）小于社会收益（全人类的利益），这必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限制碳排放的意愿并不强烈。反观以欧盟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碳减排相对更容易，也更符合本国利益。正是由于碳排放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发展权问题，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谈判工作就一直处于激烈地博弈之中，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

二氧化碳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最早源自于法国科学家傅里叶的温室效应理论，直到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雷维尔和苏斯研究发现，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并不能被大自然全部吸收，才逐步地引起科学界的重视。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这是第一次有各国政要、联合国及国际机构组织参加的当代环境问题会议，环境议题从此走向国际社会的议程。随着对全球环境认知的提升，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旨在全面、客观、公正和透明地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IPCC的成立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政治议程（马建英，2011）。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明确要控制二氧化碳浓度开始，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开始进入谈判阶段。谈判主要围绕围减排目标、减排时间表及减排义务如何划分等细则展开，达成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协议。总体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5到2005年，达成了里程碑式协议《京都议定书》。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明确了39个发达国家2008-2012年的减排任务，即在1990年碳排放的基础上减少5.2%。作为《公约》之后第一个达成的行动方案，经历了复杂而艰难的博弈，从谈判到生效长达10年，2005年《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

第二阶段：2005-2010年，谈判进展缓慢，达成了“巴厘路线图”和《坎昆协议》两份重要成果。2005年底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缔约方大会正式启动了2012年后的议定书二期减排谈判，主要是确定2012年后发达国家减排指标和时间表。2007年底确定的“巴厘路线图”确定了二期减排谈判和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谈判并行的“双轨制”。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由于在谁先排放、怎么减排，谁先减排、资金提供、技术转让等多个领域分歧较大，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缔的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要求重新解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旨在加速二期减排和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谈判的“并轨”，招致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经过激烈谈判最终通过了《坎昆协议》。整体上看，协议汇集了“双轨制”谈判以来的共识，基本上维护了“双轨制”谈判方式，增强了多边谈判机制的信心。

第三阶段：2011-2015年，达成了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确定了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协定制定的核心目标是在21世纪末将全球的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之上2℃以内，并通过加强合作争取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由于《巴黎协定》秉持了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所确立的“自下而上”的行动逻辑，不再强调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是由国家自身发展情况自主决定国家贡献，因此赢得了最为广泛的共识。截止2020年已经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缔约，是继《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人性自主的履约机制提升了各个缔约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信心。

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巴黎协定》达成之后的历届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主要就具体规则如何细化和落实进行碳排。2018年在波兰卡托维茨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就《巴黎协定》中涉及的自主贡献、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机制等方面的相关机制和细则达成了共识，但是有关《巴黎协定》的第六条款中涉及国际碳交易市场运作的相关细则，至今仍未达成一致。

二、为什么要“碳达峰、碳中和”

要回答为什么要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就要深刻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三重内涵，即科学内涵、经济内涵和政治内涵。

（一）科学内涵：气候变暖确定性强，减排控温刻不容缓

全球气候变暖在科学上的确定性增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变得日益迫切。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变暖，从人类开始工业化以来，由于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的广泛使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温室效应使得全球气候变暖。2019年全球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CO2、CH4（甲烷）、N2O（氧化亚氮）的平均浓度分别较工业化前增加了48%、160%和23%，众多科学理论和模拟实验也在验证温室效应理论的正确性，更多研究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温度事件的主要原因。由图表2可知，目前全球的平均温度较1850年的工业革命初期上升了近1℃，且平均气温上升的速率明显提升。就我国气候变化的情况来看，近百年以来，我国地表温度显著上升，上升速率明显加快，北方冬春增暖趋势明显。除此之外，气象数据显示1950年以来，我国极端降水明显增加增强，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与冻土消融，影响下游大河的径流与水质，破坏了水资源系统的正常循环。气候的变化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扰动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洪水、干旱与森林火灾等更是对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冲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2018年IPCC 《全球1.5℃增暖特别报告》指出，全球升温1.5℃将对陆地海洋生态、人类健康、食品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产生诸多风险，如果全球升温2℃，风险将更大。总而言之，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正在威胁着人类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阻碍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二）经济内涵：工业化步入后期，发展与“碳”渐脱钩

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并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具备了实现“双碳目标”的底气。全球气候治理是科学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碳排放权关乎国家的发展权。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事务由欧洲后工业化国家引领和推进，由其主导的减排方案也势必基于本国后工业化阶段的基本国情。反观中国，在现阶段提出“双碳目标”的承诺也与本国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

首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拐点已经出现。进入工业化革命以来，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人类生产力。回溯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史可知，在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围绕基础设施、建筑及工业设备产生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所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材料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的主要贡献开始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对能源消耗量也自然降低。对照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样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城镇化率增速放缓，固定投资的需求也趋于减少，依赖粗放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如图表4所示，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基本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占GDP的比重也一路攀升，2015年固定投资比例一度达到81.25%，而后固定投资总额增速与占其占GDP的比重，双双出现下滑，2019年、2020年固定投资总额增速出现负增长。很显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拐点已经显现。再如图表5所示，我国的人口的城镇化率已于2019年突破60%，城镇化的速率已经出现明显的放缓，无论是未来城镇化的空间还是城镇化的增速均十分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下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源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其次，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GDP的比重近年来开始持续下降，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45.5%，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的比重（45%），而后比重进一步持续性上升，202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54.53%。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一般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整个社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将会相对降低，单位碳排放亦将逐步降低。对照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显然也正在朝低碳这一方向发展。

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度的阶段，已经具备了低碳发展的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人民币72447元，按全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0504美元；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4.53%，超越第二产业的37.80%；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2019年城镇化率60.6%），综上指标对照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可以判断，我国当前大致处于工业化后期，正逐步地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从后工业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主导产业通常为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如钢铁、水泥、电力；到了工业化后期，主导产业则逐渐转向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如汽车、装备制造和交通运输业；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则主要表现为以金融、教育、信息、医疗等服务业为主。显然，从工业化后期开始，对于碳(能源）的消耗将开始出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