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地级市”出手，拿出“真金白金”鼓励演出市场。

最新出台的《苏州市进一步促进文体旅联动丰富产品供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对每站次售票人数达到5万人次的演唱会、音乐会，按照每人次15元对主办单位予以奖励，旨在吸引更多知名艺人和歌手来苏州演出。

作为“行走的GDP”，以演唱会为代表的演出活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城市的重视。但像苏州这样，拿钱补贴演唱会的城市并不多。

另一方面，同样是制造业重镇，东莞、佛山、泉州、常州、无锡等城市，已经将电竞、体育、音乐等新兴消费业态作为城市名片来打造。相比之下，苏州似乎慢了半拍。

不过，时下的一种观点是文旅产业“独木难支”，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制造业才是城市根基。包括苏州在内的工业大市纷纷“入局”，是在打什么“算盘”？

一场演唱会，藏着多大的能量？

以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为例，她的“时代”全球巡回演唱会从2023年3月开始到2024年12月结束，横跨五大洲、共计151场，迄今为止已带动消费超过50亿美元。

据QuestionPro调查统计，平均每位观众为Taylor Swift演唱会花费1300美元，其中包括396美元的门票、234美元的应援服饰、384美元的住宿、106美元的餐饮、159美元的购物等。惊人的经济效应，甚至于学界创造了泰勒·斯威夫特指数或“斯威夫特经济学”。

在国内，不仅“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越来越普遍，很多人甚至“为了演唱会，奔赴一座城”。

9月15日，美国知名歌手Kanye West来海口开办新专辑《Vultures2》试听会，这是《Vultures2》试听会第一次来到中国，试听会共吸引近四万名观众，岛外观众占比超过95%，仅票务收入就突破5000万。

除了门票，演出对交通、住宿、餐饮等周边消费都能形成强大的带动作用。外地观众看偶像演出，顺带逛逛当地景点，又能为文旅注入活力。

国内积极承办演出的城市，原本分为两类：

一类是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以及成都、杭州、武汉这样的强二线城市，它们举办演出场次多、拉动消费也多。

今年上半年，成都一座城市就举办各类营业性音乐演出2400余场，吸引观众超258万人次，演出票房收入约6.09亿元。其中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68场，观演人次达118万，票房收入达3.88亿元，带动周边消费约25.2亿元。

另一类是诸如河南南阳、山东泗水、浙江诸暨这样的低线城市和县城。由于本身经济体量小，演出撬动的经济效应反而比大城市更大。

但近两年，东莞、无锡、常州等制造业大市也盯上了演出经济。

国庆黄金周期间，“世界工厂”东莞举办了草莓音乐节，两天吸引了近5万乐迷到现场，直接带动全市酒店、餐饮、购物、文旅、交通、潮玩等相关行业消费约1.6亿。借助草莓音乐节这一“流量入口”，东莞7天累计吸引游客654万人次。

常州同样早早布局，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机构发布报告显示，常州去年力压广州、南京、青岛等城市，一跃成为全国大型音乐节票房首位。当地媒体更直言不讳：音乐节已经成为常州继新能源之后的又一张新名片。

同为制造业重镇的无锡，也在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音乐之都”城市新名片。以《二泉映月》为文化纽带，培育二胡、口琴、手风琴、竖琴为代表的“民乐+西洋乐”的特色产业集群。

制造业大市纷纷发力演出等文旅消费，耐人寻味。

总有人说，演出、赛事等对文旅的促进，以及对经济的拉动固然明显，但制造业对城市来说才是基本盘。本身作为制造业高地的东莞、苏锡常，按理说应该进一步“扬长”，相比之下发展文旅、促进消费就没那么迫切。

但反过来说，发展不该设置天花板。制造业大市在做大做强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在第三产业寻找更多新增长点，也是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耿强认为：“演出经济”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以往，不少城市常常依靠招商引资的政策、土地、税收等优惠来增强城市吸引力，或是通过在网络端短期投流拉升人气，而打造“演出经济”则需要真正以客户为导向，综合考虑如何提高一座城市的整体服务水平和文化体验。

细数苏州的这轮政策，会发现苏州的小目标并不拘泥于办演唱会。《意见》聚焦了多个演出及文旅消费热点：

除了对演唱会的“补贴”，还对举办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不含职业联赛)，举办电竞赛事、动漫游戏展会以及书展等大型活动，引进国际知名或国内一流的优秀剧目等，均有相应的补贴奖励。

补贴奖励甚至覆盖了文体旅低空应用场景方面，鼓励企业围绕文旅、体育等开展低空飞行表演等活动，打造优质文旅线路、支持旅游提升行动、打造“夜经济”品牌。

文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相比其它制造业大市的早早入场，苏州对演出等文旅的关注似乎慢了半拍。但在苏州发展蓝图里对现代服务业的谋划，并不亚于“传统强项”制造业。

2022年，苏州印发了《关于推动新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23年，苏州发布了《推动新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5行动计划》。在这两份文件中，苏州将体验消费、新型零售、线上商贸、数字文化、手工艺、电竞动漫、体育、影视娱乐、旅游、康养等一起列入了消费导向型服务业推进工程。

作为全球三大制造业产值最高的城市之一，苏州对现代服务业的高度重视，本身也顺应了制造业与服务业逐渐融合的大趋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坚守制造业当家，不是单纯提升制造业比重，而应进一步做强服务业，力促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其实制造业越强大的地方，越需要生产服务业发挥为制造业赋能的功能。

作为佐证的是，《苏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到2023年，苏州三产增加值占GPD比例高达52%，高于二产增加值占GPD比例(47%)，并不像人们印象中苏州重二产轻三产的“跛脚”局面。

陆铭认为，后工业时代，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城市发展与创新迎来全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思想观念亟需转变，特别是对消费与生产关系的重新认识。过去，许多人习惯将消费视为一种单纯的消耗行为，与生产截然对立。然而，消费同样具有生产性的一面。

随着科技革命与数字化的深入，新技术、新产业的诞生，愈发需要场景组合和场景密度的支撑。相对于制造业提供的单一场景(工业园、工厂)，服务业场景更丰富。

诸如城市中的咖啡馆、剧院、餐厅、博物馆、公园等第三空间，提供了更开放、更错综复杂的场景，并在场景的交融与互动中，产生更多的灵感碰撞。

“这些空间虽然在传统经济统计中贡献不大，但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陆铭补充。

在服务业丰富多元的场景中，演出等文旅场景除了能“生产”，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对制造业主导的城市而言，文旅带来的泼天流量也是人们重新发现一座城市的机会。

40年前的新加坡被很多人视为“无趣的城市”。

彼时的新加坡因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随后通过转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起飞。但随着西方陷入经济滞胀，新加坡出口遭遇危机。

1985年，新加坡陷入GDP负增长。

当新加坡不得不再次转型，大力引进国外的化工、精密仪器等资源时，却因“历史文化荒漠”的风评，吓退了很多外国企业、资本和技术人员。

1989年，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文化和艺术会增加一个国家的活力和提升生活的素质。”同年，新加坡发布《国家艺术发展报告书》将文化艺术提升到攸关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的层级。

在新加坡文化系统性构建中，特别关注通过文化内容大众化，降低全民参与门槛，从而刺激全民的文化需求。为此新加坡选择对高端文化活动进行“降维”，演唱会正是最能吸引大众参与的演出文化活动。

一个例子是今年3月2日至3月9日，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连续举办的6场时代巡回演唱会。这是其2024年全球巡演在东南亚的唯一一站，新加坡政府砸下重金补贴约1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取得其独家举办权。

作为“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目标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新加坡旅游局（STB）官网这样写道：“发展旅游业不仅是增强新加坡国际活力之都的核心方式，以此吸引资金、商业和人才，还能提升和丰富本地居民的休闲生活，营造自豪感。”

需要正视，随着入局的城市越来越多，花式文旅越来越卷，想出圈也越来越难。

苏州此次拿出“真金白银”给政策，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知名艺人和歌手来演出，将更多高规格的演出和赛事“引进来”，争夺全国范围的“年轻流量”。据统计，今年下半年，苏州已审批通过千人以上的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共计24场，预计参加人次超50万。

事实上，总人口超过1000万的苏州，是江苏人口最多的城市。从国际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市化会伴随着大量新市民涌入。只是新市民融入城市，需要关于城市的新的共同记忆。

就在上月底，苏州发布18条举措，建设人才友好型城市。其中提到，要打造体现国际水平的购物休闲娱乐生活圈、主题商业街区，积极打造文娱新IP。

一个文化丰富、有生活气息、服务业发达的城市，是城市“抢人”的底气，也是“留人”的凝聚力。眼下，苏州高调“入局”，能否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来源：城市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