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新不满一月，广州市委书记、市长郭永航率广州党政代表团首次赴外地展开学习考察——6月29日至7月3日期间，党政代表团先后赶往上海、杭州、义乌和厦门四地。
面对广州产业提档升级的需求，上海的智能制造、杭州的数字经济和厦门的社区治理均被纳入考察的重点。比较特别的是，与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特区一道，由金华代管的县级市义乌也被作为其学习的对象。
广州为什么要学义乌？
考察中，郭永航一番话点破原因：金华在“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形成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令人钦佩、深受启发”。其考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铁路口岸等点位，也均是义乌商贸发展、枢纽打造的核心所在。
反观广州，正处于枢纽能级提升的关键节点上。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广州经济数据稳居第一，但放在头部城市格局下，广州面临的竞争压力不小。今年，广州启动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喊出“打造一个新广州”，意在重塑广州发展优势、重振发展动力，提升交通、做强枢纽则被视为引领带头的“先行官”。
放眼珠三角，在深圳等城市的竞争下，有关广州枢纽地位有所下降的声音时有出现。当广州需要打造一个新枢纽，县城义乌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近段时间，广州交通建设动作不断。
几条重要线路迎来新动向：广汕铁路即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向着按期开通运营迈出重要一步；全国贵广铁路提质改造工程预计今年8月完工；广州至湛江高铁（时速350km）预计2025年具备开通条件。据广铁集团预计，多条线路的推进下，有望使广东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市通时速350高铁”。
不仅如此，一个更大的规划还在广州酝酿。
在“高标准编制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被写进今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后不久，一场以此为主题的战略座谈会在广州举行。会上特别回顾了广州城市空间格局“东进”的数次变化，基于此，提到“高水平规划建设东部枢纽”的构想。
与此同时，包含“南建新城、北筑核极、东立门户、西联广佛、中兴老城”五个城市更新圈的规划格局在广州破土而出，在这个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结构中，东部枢纽的“门户”地位被再一次确定。
而随着广汕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作为起点的新塘高铁站揭开面纱，也让筹谋多时的东部枢纽露出冰山一角。
东部枢纽正是基于现有新塘站枢纽而建，由此出发，东部枢纽将衔接贵广、南广、广珠、深茂铁路及京广通道，联通京广高铁、京港高铁和沿海铁路，沟通珠三角核心地区，并辐射粤西、南地区。
为何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广州再次将枢纽打造置于重要位置？一个原因是，步入新一轮产业发展，广州需要重塑供应链优势。
据现有规划，当东部枢纽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对于海运大市广州，这意味着一种转向——正如项目负责人所说，陆运不仅能成为特殊情况下海运成本上涨时的有效备份，还能吸引产业供应链的上下游在枢纽集聚，通过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进一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此次广州学习的义乌，恰是以陆路运输成长为物流枢纽的典范。
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指出，义乌不靠海、没有港口，主要依赖货运班列和机场运输，从浙江中部的小县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商品流通中心。到去年，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其快递业务量再度蝉联全国第一，中欧班列开行量亦居于全国城市前列。
广州能向义乌学什么？胡刚认为，一方面，两座城市都有发达的专业市场，在产业发展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二者差异又十分明显，包括义乌在内的长三角城市，政府执行力相对更强，而珠三角城市则往往要经过政府和市场的磨合期。从两方面看，义乌对于广州都有一定的参考性。
通过再造枢纽来重构产业发展，向东是广州的关键方向。
细看广州选择的学习对象，均来自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和福建地区。总的来看，这几个城市的长板与广州现阶段的一些短板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眼下的广州，在制造业立市的总体要求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发达地区，能够成为其发展的坐标和学习的富矿。
面对东部地区，东部枢纽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潘安曾提到，面向2049年的交通战略，应把广州作为一个吸纳长三角人流和物流的重要通道，这就需要做强东部枢纽。
一个原因是，广州东部枢纽除了辐射粤东北地区，更重要的是加强与福建、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和空间上的互动，这将对广州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广州亟待补足的短板。据胡刚分析，珠三角与东部省份，特别是长三角在铁路交通上的联系一直相对较弱，一个例子是，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广州都有时速350的高铁，但这个“三角形”中，广州到上海的这条边尚未连接起来，如今直达线路还是250时速。
向东转向，还可能影响广州内部产业格局。
回顾广州城市经济地理变迁历史，自2000年以来，广州提出东进战略，并推动新兴产业和创新资源在城市东侧不断聚集。到现在，广州开发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教城、增城开发区等重大平台均在此布局，以粤芯半导体、增芯为代表的集成电路项目，包括乐金显示、华星光电、超视堺等在内的新一代显示技术等也均落户于此。
放眼整个大湾区，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如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指出，从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产业结构来看，东岸更多的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集群，西岸更多的则是家电、陶瓷建材等传统产业集群。相对来说，广州强于传统产业，弱于新兴产业。“东西兼顾”有助于广州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新兴产业的比重。
事实上，此前广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给广州东部枢纽的一个定位就是，承接穗莞深先进制造业延链补链需求，加快布局智能制造等产业。
内联深莞、外联长三角，一个向东的广州，将有望进一步畅通珠江东岸各类高端要素的流动集聚，推动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互动，反过来，也能助力广州自身探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契机。
但要让流动的资源真正留下来，形成创新发展的“蓄水池”，广州还面临不小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同样发力枢纽建设的深圳。
不久前，深中通道迎来历史性一幕。开工5年后，这座“海底长城”迎来合龙，向原定明年正式通车的目标再迈进一步。更快的是两地间的产业规划——几乎同一时间，深圳和中山两市携手在深圳召开联合招商大会，一个总规划面积为66平方公里、位于中山境内的深中经济合作区也在会上亮相。
这个曾在2020年就开始构想的合作区，将成为两地基于深中通道合作的重要载体。根据会上披露的信息，两地谋划突破以往的市场选择模式，在两地分设总部区和制造基地，实现“分工有序”。作为深圳的一块类“飞地”区域，合作区将推动中山进一步承接深圳的产业外溢，推动中山找回错失的转型良机。
类似的故事也在珠海发生。6月初，一则《伶仃洋通道珠海侧公路工程方案设计研究项目招标》公告，再度坐实传闻中“深珠通道”的线路走向，另一条从深圳前海发出的射线将连向珠海高新区。同样于3年前被提出谋划的“深珠合作区”，再度引发新一轮想象。
广深同期加速密织的交通线路，令两市的竞争态势浮出水面。而比起广州，深圳的“产业先行”模式，则使得枢纽所具备的产业、交通、文化、城市等多种要素融合的形象更为突出。
胡刚对比广深两市指出，深圳由于科技型企业发展水平高，外溢效应明显，能够通过“软性扩容”方式带动其他城市发展。
事实上，据他观察，合作城市积极性往往更高，更愿意主动谋划推动产业合作。反过来，广州技术外溢量不算大，包括与广州距离更近的佛山，近年来也在探索加强与深圳的合作。
往大了说，交通能级与城市发展水平通常存在紧密的联系。比如上海和南京，历史上曾是区域交通枢纽的南京，面对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上海，枢纽地位也相应下降。
在胡刚看来，广深两市也处于一种消长互动当中。在珠三角的交通历史中，曾一度以广佛两市向沿海地区发散的放射线为基本骨架。自大湾区规划出炉后，原来的广州单中心裂变为广州、深圳两个中心，从深圳出发向东莞、惠州、汕尾延伸，构成了大湾区交通格局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眼下，新一轮变化也可能发生。胡刚指出，从都市圈的角度来看，珠三角存在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个都市圈，以及位于珠西、未形成明确中心的珠中江都市圈。随着珠海、中山向深圳“靠拢”，珠江口两岸的两个都市圈将可能合并为一个，由此，深圳的枢纽地位还将进一步上升。
摆在广州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新一轮格局变迁？
彭澎认为，如果东部枢纽是广州市或广州都市圈思维，就会局限于广州的东部；而放在大湾区全局，东部枢纽就是大湾区的中心位置。但要从广州的东部枢纽转向大湾区的中心枢纽，还有待于产城融合、新兴产业集聚、国际物流中心门户的实现。
（文章来源：城市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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