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稳步回升的态势，商品和服务消费均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服务消费增速高于实物商品增速。这一趋势表明，消费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需求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升级，成为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针对这一话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管理和信息服务部副部长刘向东研究员。

消费市场新趋势与政策引导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消费市场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刘向东：首先，从今年总量变化看，商品和服务市场销售稳步回升。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1%，增速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即以商品销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反映服务消费的服务零售额均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其次，从商品消费看，实物商品消费呈现区域群体分化的特点，而升级类商品消费向好。从城乡消费看，1至4月份，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1%，增速比城区消费品零售额高0.7个百分点。从消费群体看，Z世代等年轻一代消费者健康商品的消费支出增长28%，带动线上消费有所提升，而银发族对医疗/适老化商品消费支出增加。从升级趋势看，智能化绿色化主导的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

最后，从服务消费看，文旅等服务消费持续扩张，体验式消费场景日益丰富多样。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0.4个百分点。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带动，居民旅游、出行、通信等服务性消费增长较快。个性化、多元化、体验式、跨地域、全时空文旅消费特点凸显，数字娱乐、健康养生、低空经济等新型消费加速涌现。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上述变化，您认为应如何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消费升级，提升消费质量？

刘向东：面对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新趋势，要从发展观念和治理理念上切实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针对消费不振的症结所在，制定适应消费升级需要的政策举措，积极通过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品提质、引导消费更新升级等有针对性的举措，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其一，用足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引导扩大智能化绿色化主导的升级类商品消费。重点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倡导绿色可持续消费，提升消费的档次和层级。其二，分类实施标准和品牌引领，促进消费品和服务提质升级。通过制定高标准和自主品牌相关支持政策措施，引领厂商提升商品和服务的品质，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开辟高成长性消费新赛道。其三，持续改善消费环境，让消费更便利、更放心舒心。深入清理整治各类市场准入壁垒，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其四，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及时清理对消费的不合理限制，简化举办促消费活动等审批流程，依法严厉打击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严格保护消费者权益。其五，持续完善县域商业设施，畅通商贸流通渠道。积极发展智慧商圈、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新型消费场景，让城乡消费更加便利畅通。

以旧换新政策的可持续与转型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2024年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有一定拉动作用，但有观点认为其效果不可持续，您对此怎么看？2025年继续加码该政策是否能有效促进消费？

刘向东：一方面，自前一次实施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后已有十余年，至今我国汽车、家电、家装等消费品正值更新换代的时期。在亟须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形势下，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确实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消费效果，整体带动相关消费超1万亿元。

另一方面，通常来讲，继续实施汽车、家电等耐用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效果会减弱，甚至会透支一定的未来消费。但实际上，2025年我国对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加力扩围，通过加大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流程等举措，继续促进汽车、家电等领域的消费，同时将以旧换新范围扩大至平板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对相关商品销售带动作用明显。

总的看，2025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仍对商品消费向好起到重要拉动作用，但随着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逐步退潮，以旧换新政策要及时切换到日用消费品、生活性服务等消费领域上来，进一步增强消费持续增长动力。

工资性收入是提升消费能力的基础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中央数次提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方面，您认为还应当完善哪些措施？

刘向东：‌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难以持久。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关键要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减负，使得居民消费具有可持续的基础。

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需要拓展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特别是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变得相当迫切。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性收入意味着要提高劳动报酬，需要加大稳就业力度，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结合物价形势稳步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让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有个稳定性增长机制。

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就业群体的劳动报酬诉求，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开展专项技能培训行动，健全多元化劳动技能投入机制，帮助中低收入群体提高高质量就业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收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

下一步，仍要针对性解决制约就业增收的突出矛盾问题，继续发挥宏观政策组合效应，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调整机制，提高部分学生资助补助标准和失业救助、专项救助水平，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价格合理回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消费与产业形成良性互动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如何通过促进消费来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消费与产业之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刘向东：消费市场作为稀缺的资源，对产业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并形成经济良性循环。

其一，扩大消费需求的突破口在于尽快构建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消费导向的制度安排。其二，要加快放宽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加大相关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让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公共服务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引导投资提高用于支持消费的比重，更多地投资于人、服务民生，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其三，要推动消费领域市场化改革，畅通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其四，用市场的办法，促进以消费为起点的相关产业发展，支持消费型产业发展，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其五，以促进就业增收创造终端需求，以优质优价推动价格合理回升，进而实现工资和物价的联动上涨，释放有支付能力家庭的消费潜力。

消费心理的新需求与满足策略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消费心理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有哪些变化？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以促进消费？

刘向东：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下，消费心理对消费行为的塑造作用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消费心理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使其呈现多变、细分、理性的特征，从而引导大众消费活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一方面，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这种从众消费的“羊群效应”没有了，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情绪价值驱动的非理性消费依然存在，但个性化、小众化的标新立异的心理推动产品创新与形成更加细分的市场，消费决策不再局限于商品和服务的功能需求，而更加注重理性价值、发展理念等消费新态势。

另一方面，注重沉浸式体验、情绪价值的消费心理影响着消费决策行为。年轻群体不仅青睐环保产品，还激发催生兴趣消费、谷子经济等新业态，Z世代对彰显个性的小众品牌（如功能性食品、智能穿戴）需求增加，银发族适老智能产品的需求也出现激增。

要满足消费新业态新趋势变化，要积极发展支撑新型消费的相关产业发展，提振多元化的服务消费。一是积极发展抗衰老、银发旅游等产业，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服务，完善养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释放银发消费市场潜力。二是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三是推出更多优质入境旅游线路和服务，推动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优质生活性服务进口，促进内外贸标准认证等制度衔接融合，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四是促进“人工智能＋消费”，拓展智能化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五是健全服务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统计监测，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

三方协同共进的责任与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各自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作用？

刘向东：在大力提振消费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是需要协同合作的责任共同体。

其一，政府是消费环境的维护者、促进消费政策的制定者，本身也是消费市场的参与者。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并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安排超长期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激发社会消费潜力，通过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居民收入，推动县域冷链物流建设、社区便民网点扩容，解决消费“最后一公里”问题，结合当地消费场景，适时发放消费券等促消费活动，提振当地消费。

其二，企业在消费为起始的经济循环中扮演着供给者的角色，同时在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品的提供者，企业的主要职责在于响应细分市场需求，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开发精准匹配需求的商品。

其三，消费者在消费为起始的经济循环中扮演着终端需求的角色，是参与政府和企业促消费活动的消费主体，也是促消费活动的客体。作为终端需求的履行者，消费者理性参与促消费活动，合理运用消费政策工具（如以旧换新补贴、消费券等），‌践行理性与可持续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