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7月24日会议强调，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提到了要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推动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这是解决当前经济结构矛盾、缓解经济紧缩的重要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措施。
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循环的根本矛盾，有外部的需求降低因素，也有经济周期性因素，但是根本还在于结构性因素，在于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的严重不匹配。这种不匹配现象如果不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把这个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结构矛盾会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巨大的经济风险甚至危机。
这个结构矛盾主要是指：一方面，我国的供给能力和实际供给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企业一般产品的产能巨大、供给能力趋于无限；另一方面，居民的最终需求尤其是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广大城市居民的需求，大都集中在服务业方面。一般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与对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不足和产出瓶颈现象同时并存，表现为“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今制造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是因为对服务业长期投入不足所导致的配置扭曲。
众所周知的是，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体制性的老大难问题。在过去，主要原因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下，因追求GDP、财政收入的目标，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缺乏由资本市场驱动的结构的自我清洁机制，是结构矛盾不断累积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过程中，产能过剩现象又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主要是我国出口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经济上升时期，外国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需求，消化了我国部分过剩的产能，而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刺激出来的产能在国内无法消化，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现象。
2016年之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压制了很大一部分低端产能，但是三年疫情期间来自国外的强大需求，又把中国压缩过的产能通过巨大的需求订单给刺激出来了。不过，这种产能当今又遇到了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产业链“去中国化”等种种行为，导致中国巨大产能的国际订单的转移或消失。这些是当今中国在内需无法同步扩大的前提下，陷入订单不足、开工不足、就业不足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般化地扩大内需，能不能真正解决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答案是不能。即使我们假设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扩大消费，其实也很难真的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上述结构矛盾。供给集中于制造业、需求集中在服务业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通过收入和需求调整解决，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来解决。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要求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目标。
中国大部分中等收入的居民，现在的需求和消费的中心和重点，已经不是一般的制造品、耐用品和大宗商品，而在收入提升之后的服务需求，尤其是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理财、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需求方面。
试想一下，在我们目前日常生活中，我们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还有多少需求意愿是指向增加制造物品的（不排斥广大低收入群体对此仍然有强大的需求，这是我们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我们日常遇到的托人、求人、无法满足的事情是哪些？不外乎是孩子上学，老人养老，找个好医生好医院看病，怎么理财才能保值增值，去哪儿健身、哪儿旅游……，等等，这才是我们老百姓感到不幸福、最烦恼的事情。
当前服务业供给短缺现象，还有一个没有引起各方面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企业服务的、进入企业成本的服务业。它是一种密集地含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的、具有高度成长性的产业，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包含在其中，许多可以为经济运行降低交易成本的部门，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服务于企业的金融、保险、科研服务、物流、营销网络品牌等。因此，它是实体产业的“聪明的脑袋”、“坚强的心脏”、“起飞的翅膀”。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也是出现产业技术被“卡脖子”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供给端发力，通过大力调整供给结构、把发展政策重心和着力点放在“制造型服务”领域来实现。
因此，解决供给集中于制造业、需求集中在服务业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在需求侧要持续地增加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要在供给侧给居民提供更多更好、价廉质优的服务产品，满足居民对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同时，要把部分发展资源和政策中心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制造型服务等新业态。这样，既可以达到调整制造业结构并减轻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危害的目的，又能够提升产业发展的智能化、知识化和技术化水平，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解决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让民众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实践中，当我们试图去解决供给集中于制造业、需求集中在服务业的结构性矛盾时，我们会发现，当前我国制造业的需求主要在国外，而服务业的供给短期之内很难扩大的困难。过去由出口导向战略刺激出来的制造业产能，当然必须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主要通过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和国内经济循环来解决，但是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塑造以内需推动外需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格局也是重要选择。
要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要求，大力推进制度性开放，应创造条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进行必要的合作交流。一方面要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为安全、安心、安稳的大舞台，另一方面也要大力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服务业的供给之所以在短期之内很难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过去的对内开放不足，有些还是行政垄断导致。对一些行业的不合理限制，导致民营企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不足，同时又使服务企业对某些传统服务业进入过度。
这种进入不足与进入过度同时并存，表现为传统服务企业的低利润甚至大量亏损倒闭，与一些垄断性的现代服务企业获取暴利的现象同时并存。进入过度的是那些与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有关的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高房价、高工资等费用的压迫下，进入过度的传统服务企业很难生存；而进入不足的是那些技术资本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或者是那些普遍与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密切联系的行业。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唯一办法，是要打破垄断、平等民营企业的进入条件，同时要加强对传统服务业的人员培训，帮助传统服务业企业控制外部成本的不合理上升。
（文章来源：长江产经智库 作者：刘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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