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于今开始筹划两刊时，便陷入了双重困境。申请政府专项拨款被拒，寻求企业赞助也无人响应。在当时，“智库”这一新兴概念尚未被广泛接受，人们对其持谨慎态度。

于今回忆起往事，哈哈大笑道：“2015年后，智库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我一天要见4、5批想要搞智库的三教九流，甚至还有拎着装满钞票的行李箱来找我合作的。”

2009年末，在钱伟长、成思危的关心下，在任玉岭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国家智库》创刊号通过中国经济出版社问世，成为国内首部以“智库”命名的政策读物。它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全球智库的黑暗角落，为该领域带来新的活力。2010年，《中国智库》创刊号以红旗出版社“中国红”封面亮相，那鲜艳的红色，象征着本土智库的底色，寓意着它将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光彩。

侵权狙击与反制智慧

201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考验着于今和他的团队。某国字头出版社收买编辑窃取出版方案，抢先推出同名图书。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两刊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然而，于今在内部会议上举起侵权样本，淡然回应：“侵权证明价值，对手逼我们跑得更快。”这种豁达心态和积极应对策略，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与胸怀。

此后十年，于今坚持每期向中国各级5000名决策者免费寄送，仅印刷邮寄成本累计投入就几百万。除极少的公益赞助和商业化合作外，他始终保持两刊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充满商业诱惑的时代，他的坚守如同一座屹立不倒的灯塔，指引着中国智库前行的方向。

于今感慨道：“最初那几年，体制内外不少“公公”羡慕嫉妒恨，毕竟这些人没想到的我想到了，没说的我说了，没做的我做了。于是每年都会有人栽赃陷害、恶意举报我。我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应付这些小人，处理这些烂事脏事。长此以往，我心里也多了根‘阶级斗争’的弦。有友人把我比喻袋鼠——喜斗善斗，且乐此不疲。不过，和早期革命家比起来，我这经历虽说也艰难，但还不至于危及性命。”

在两刊的发展进程中，明确的定位是其成功的关键。《国家智库》与《中国智库》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定位”模式，从不同维度为大国博弈、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国家智库》专注于国际战略与外交话语权构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局势，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迫切需要专业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持。2011年刊发的《中美博弈》，通过精准预判美方，为中国在中美博弈中赢得主动，犹如在激烈战斗中提前洞察敌人战略。《文化安全》一文，以科学依据和严谨论证为中国文化发声，有力驳斥西方政客不实言论，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宛如英勇战士捍卫国家尊严。

《中国智库》则聚焦城镇化、民生保障等改革深水区难题。这些问题如同大厦基石，关系到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需要精心研究解决。

2012年，《“官邸制”：深化政府改革的题中之义》提出“异地任职官员集中居住管理”方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采纳，推动全国性官员住房制度改革，如同精准手术刀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该刊首创的“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政策法规”三维研究方法，将不同学科知识和方法有机结合，为政策研究提供新思路，被国务院某机构纳入政策评估体系，为政策研究注入新活力。